Gleason 评分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评价前列腺癌恶性程度的组织学分级系统，它是前列腺癌危险因素等级评估的重要指标，临床上常依据其指导患者的治疗与判断预后。临床上确定Gleason 评分的方式通常是通过前列腺穿刺活检。然而，由于前列腺系统穿刺自身的局限性，有相当比例的患者会出现术后病理 Gleason评分与穿刺病理 Gleason评分不一致的情况 ^[1]。为了探讨分析术后病理 Gleason评分较穿刺病理 Gleason评分升高这一情况发生的相关因素，我们回顾性分析了上海长海医院前列腺癌根治术的患者临床资料。

年龄、BMI、前列腺体积在两组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 PSA水平在两组患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中无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的指标（表 2）。鉴于研究的问题复杂且多因素间可能相互干扰，且认为年龄、BMI、PSA、体积及 PSAD等可能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故将相关指标纳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最后进入模型且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为前列腺体积（表 3）。

Gleason评分对于前列腺癌的治疗决策至关重要，当 Gleason评分 ≤6时，患者适合进行主动监测（AS），保留性神经的前列腺癌根治术或一些试验性前列腺癌局部治疗如前列腺癌的冷冻治疗等。与此同时，术后病理 Gleason评分还与前列腺癌侵犯包膜，术后生化复发等密切相关 ^[1]，因此，正确评估术后前列腺癌 Gleason评分往往是治疗与预后的关键。由

表1 Gleason 评分前后一致和升高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表2 前列腺癌术后病理Gleason 评分较穿刺病理Gleason 评分升高相关指标单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3 前列腺癌术后病理Gleason 评分较穿刺病理Gleason 评分升高相关指标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

注：年龄、体质量指数 (BMI)、体积等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以中位数与四分位间距表示， PSAD为 PSA密度， DRE为直肠指诊

于系统穿刺是针对前列腺局部取材，因此可能出现局部与整体不完全相符的情况，从而导致穿刺病理 Gleason评分与术后病理 Gleason评分不一致。

本研究发现，前列腺体积是对前列腺癌术后病理 Gleason评分升高的保护因素（ OR=0.981， P=0.035），即前列腺体积越大，出现 Gleason评分升高的可能性则越小。有西方学者与我们持有相同的观点^[2-3]。这可能是由于前列腺的大小往往能够反应前列腺内的雄激素水平，而进展型前列腺癌与前列腺内低雄激素水平有着很高的相关性 ^[4]。换句话说，前列腺体积越小，肿瘤是高级别前列腺癌的可能就越大，而出现术后病理 Gleason评分升高的可能性也越大。不仅如此，前列腺体积越大，其分泌产生的 PSA也越多 ^[5]，升高的 PSA是进行前列腺穿刺的指征，这有助于更早发现临床表现不明显的前列腺癌。

Jalloh等^[6]对 4231例行前列腺癌根治术的穿刺病理 Gleason评分为 6的患者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患者年龄（ OR=1.030）与 PSA（OR=1.164）是预测术后 Gleason评分升高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 De Cobelli等^[7]的研究显示， BMI也是术后 Gleason评分升高的重要相关因素，加入 BMI的预测模型有着对 Gleason评分升高更出色的诊断效能。然而在本研究中，这几项指标差异并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年龄： OR=1.065，P=0.078；PSA：OR=1.038，P=0.092； BMI：OR=1.08，P=0.269）。这可能是由于：（1）单个独立因素对术后 Gleason评分升级影响较小（ OR值都在 1附近），而我们研究的样本量又偏小，导致这种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2）每个独立因素会受到来自其他因素的干扰，上述研究都纳入足够多的因素进行分析比对以尽可能去除干扰，而本研究受条件所限，尚有潜在对 Gleason评分升高存在影响的因素未纳入分析。

还有学者认为，穿刺的最大针数与穿刺的阳性针数与 Gleason评分升高存在相关性 ^[8]。这可能是由于穿刺的针数越多，穿刺到肿瘤的针数则可能越多，而更多的阳性针数，则能更好地对前列腺的整体情况进行判断，从而减小因局部病理与整体病理不一致而导致 Gleason评分升高的可能性。